追求速度是有成本的。巨大的产量压力导致供应商难以承受。根本供应不了,很难受。一名特斯拉的供应商说。当对产量的要求达到临界点时,代价将是质量做出牺牲,处理方法格外的简单粗暴,就是把有问题的零件,也就是次品,直接上线。
与负载着特斯拉下线轿车的红色双层拖挂车间隔出入的,还有搭载着特斯拉员工的白色大巴,以及住在附近出租房步行通勤的工人们。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特斯拉的股价上涨了6倍,第三季度更是交出史上最佳财报,当季轿车产量同比增长51%,环比增长超65%,达到14.5万辆。在美国仍然被新冠病毒笼罩,欧洲新冠病毒横生变异,特斯拉在美国制造陷入产能地狱不能自拔,欧洲柏林超级工厂再度停工的背景下,正是这些身穿荧光服头戴安全帽的上海超级工厂员工,让特斯拉完成了产能爬坡。
在制造奇迹的、昼夜灯火通明的特斯拉上海工厂里发生的那些事,与改变世界的愿景相去甚远。
下着暴雨的夜晚,一辆辆重卡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鱼贯而出(图片来自:品玩)
一位工作内容涉及仓库和物流的员工不只一次地发现,不合格的零部件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追求速度是有成本的。巨大的产量压力导致供应商难以承受。根本供应不了,很难受。一名特斯拉的供应商说。当对产量的要求达到临界点时,代价将是质量做出牺牲,处理方法格外的简单粗暴,就是把有问题的零件,也就是次品,直接上线。
特斯拉内部的质量部门员工也感受到这一变化。有员工对品玩表示,在特斯拉开放式的办公区,经常听到大家的议论:随着零部件质量的下降,上海工厂造出来的车存在许多问题,品质衡量准则分也相应不断下降,如果按照原有标准放行,没有车会通过质量检验。但他们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提高质量。而是把做完整车检查后的出厂标准调低。
有特斯拉的工程师感叹,虽然外观看上去都是特斯拉,但品控上,工艺精度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这个(上海工厂)车,完全是另一台车,打根儿上就是缺陷产品。
我们不能召回,发现车主的车有问题之后,我们大家可以偷偷地给他更换,他在会上说:比如在车过来做保养时、车主要求更换时,可以换掉。
在后来的会议上,薛钧成还引用过一个内部统计数据,称已经发现一百多辆Model S出现同样的问题。业内人士解释道,受使用频率的影响,前球头螺栓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确包括概率因素,但一百多辆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2020年10月,上海工厂生产了22900辆车。与其他入华的高端车品牌相比,突破2万的月度生产量,北京奔驰用了10年,在门槛更高的交付量上,国产造车新势力中的两家,一年的交付数据,才能赶上特斯拉上海工厂一个月的生产量。
和绝大多数中国的制造业工厂一样,特斯拉上海工厂的生产线小时不间断运转。一个轮班是12个小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需要长时间站立工作,几分钟来一个零件,就需要上前安装,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无法把注意力再放在别处,只求吃饱,一会儿还要继续干活。
而且,进入上海工厂后,工人们才发现,这里远不像特斯拉中国发布的那些酷炫的宣传片展示的那样先进。
而最大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5月,特斯拉中国正式取消了普通员工的股权激励制度。
特斯拉在圈内名声开始大不如前,以往合作过的劳务外包公司也不再乐意推荐工人去了。
这种情绪在一线车间员工里蔓延开来,需要人工上手做的工作,质量难免受到影响。
许多对公司现状及管理不满的前员工和现员工,都将矛头指向现任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朱晓彤。
多位接近朱晓彤的员工称:他们经常在半夜12点之后接到朱晓彤的电话或者微信。这让跟朱晓彤在同一片区域办公的员工十分不安因为不管前一天加班到多晚,第二天早上九十点,朱晓彤大概率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区,他格外关注空置的工位,然后拍照发在工作群里,质问为什么这个人没有也早早地来上班。
有员工对这一幕记忆深刻:在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的全体员工大会上,朱晓彤在台上来回踱步,随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还要怎样?你还想要什么?你要什么自行车?你们都已经在特斯拉了!
这话讲得太没水平了,太粗暴了,会后,有员工在悄悄议论,他们都以为这样的管理风格来自朱晓彤的过往经历。
朱晓彤对这段经历颇为自豪,他经常跟下属讲起他在北非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当劳工试图逃离撒哈拉沙漠中恶劣的工作场地时,管理者们并不阻拦,而是准备好干粮和水,等他们在逃离路上体力耗尽、奄奄一息时,及时送上,迫使对方返回工地。
在掌管特斯拉中国之前,朱晓彤并没有一点最高管理者的经历。熟悉当时权力交接的员工认为,朱晓彤能得到马斯克的信任,源于在此前的一年里,他在中国快速铺开了大量的充电桩,某些特定的程度打消了潜在客户对电动汽车充电难的疑虑。而这是特斯拉当时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
相当比例的员工为特斯拉工作之前,供职于传统汽车厂商和造车新势力公司,有时他们会在朋友圈分享评论老东家的车,而等待他们的,大概率是管理员的私信和勒令删除。
在一个只有27个人的班车群里,一名员工分享了一个知乎上前员工的吐槽帖,四个员工在后面参与了讨论。很快地,他们分别被HR约谈,理由是同一个:在不恰当的地方,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
约谈当然很不愉快,其中一名员工聊完后回到办公室,突然决定给特斯拉CEO马斯克写封邮件特斯拉的员工手册规定,特斯拉的任何一名员工,都有权且应当给任何人发邮件或面谈你可以与主管谈话,也可以找主管的主管;你可以直接与另一个部门的副总裁交流,也可以和伊隆马斯克交谈。这些都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
将特斯拉中国与特斯拉总部的对接,逐渐演化为朱晓彤与马斯克的单线对接,隔离了其他特斯拉中国高级职员与总部沟通的机会。
在当时的亚太区,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了重中之重的市场,故而任宇翔的加入,其实主要是负责和中国相关的业务。可见在当时,朱晓彤尚且还没有取得特斯拉总部特别是马斯克的完全信任。在将中国区的人事任免等一系列重要权力下放给朱晓彤的同时,在亚太区的层面,马斯克另起炉灶,由任宇翔监管一系列重要的中国相关事务。
特斯拉内部员工对品玩透露:任宇翔的风格与朱晓彤完全不同。很儒雅,有大格局,这种风格与朱晓彤的冲突难以避免。另有接近任宇翔的人士对品玩表示: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管理风格和特斯拉中国区的管理风格上,任宇翔与朱晓彤的分歧尤其明显。任宇翔更看重特斯拉工厂在技术和制造工艺上的领先性,也希望将特斯拉的清洁能源业务尽快地落地中国,而朱晓彤最关心的毫无疑问是轿车的产能和效率,以及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
2019年4月,在任宇翔担任全球销售副总裁满一年之际,特斯拉中国的组织架构进行了另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所有的业务和职能部门汇报条线完全汇总到大中华区。所谓的朱晓彤、陶琳和王淏三大高管局面正式形成。5月,任宇翔转任特斯拉全球业务拓展副总裁。6月,新闻媒体报道特斯拉将大中华区独立于亚太区单独存在,朱晓彤出任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全面负责特斯拉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事务。
通过4年的操作,朱晓彤和陶琳等人建立起了特斯拉中国员工与特斯拉美国总部之间的隔离墙。
特斯拉中国变成了一个劳动力中心和利润中心。至于中国制造的升级和配套产业的升级,对不起,不要提。
戏剧性的是,最近一次凿开这个洞的并不是特斯拉中国内部的同事,而是拼多多。
而接近宜买车的人士对品玩透露:在宜买车登陆拼多多进行Model 3拼团促销之前,宜买车的平台上就陆续出现过不少Model 3的降价销售订单,操作手段与在拼多多平台上如出一辙:降价补差。这种操作毫无疑问有助于直接拉动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而且始终没被关注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斯拉中国对这种违反直销政策的销售模式从来就没干预过,只是拼多多的品牌声量太大,一下将这种非直销渠道的暗箱销售变成了足以引发特斯拉总部关注的违反直销原则的热门商业新闻,才引发了特斯拉中国高管团队对直销体系的誓死捍卫。
在不遗余力堵上这个隔离墙上的洞之后长达数月的时间,特斯拉中国管理团队相当地低调。与此同时,开工建设两年后,上海超级工厂的二期也快完工,工厂的门口继续人来人往,负责招聘的人依旧不担心招不来工人,反正还是那句话:你能干就干,干不了你走人。